因此，正心就只能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使先验的道德人性得以完全实现而不减其天常，他并没有提出心性关系的进一步说明。

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

孟子把仁说成人性，但他是从心理情感出发的。所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说明性是与生俱有的先验的绝对理性。[34] 另方面，形而上不等于形而下，本体不等于作用，也就是说，普遍性不等于特殊性，一般不等于个别，抽象原则不等于具体存在。[35]《与吕大临论中书》，《二程文集》卷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

正是在这个基本前提之下，他才高扬道德主体的作用，提出只心便是天的命题，使心、性、理（天）合而为一了。但他们在宇宙论上都是理本论者，在心性论上也都主张心体即性说。当然，后者要服从于前者，接受前者的指导。

因此，有必要对《荷马史诗》中?ρετ?的用法做更为细致的梳理。大体上说，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看起来是整块金子，而勇敢是这块金子的一部分，是关于应该害怕什么的智慧，相应地，节制就是关乎身体欲望方面的智慧，虔诚是关于如何处理人与神关系方面的智慧，正义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的智慧。事实上，在他之前的梭伦、毕达哥拉斯，在他之后的欧里庇得斯、伊索克拉底，都曾提出过类似的批评。但恰恰可能是那些极少数的例外情况，反而指示了这个概念未来的演化方向。

在勇敢的上述核心含义之外，他又区分出五种类比意义上的勇敢，即公民的勇敢、经验的勇敢、出于怒气的勇敢、乐观的勇敢和无知的勇敢。然而，在古典德性论的整体观照之下，我们很容易忽略古代希腊与罗马在德性观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实际上足以构成一种类型学上的对照，大致说来就是理智主义德性观与共和主义德性观的对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德性观仅仅是一组历时性的范畴）。

在此总体性观念之下，哲学和历史两个层面可以区分出政治的德性与哲学的德性、理智主义德性与共和主义德性，这种区分及其内在张力构成了古典德性观念演进、发展的理论动力以及古今德性观念变迁的起点。最简明扼要的德目表是四主德（four cardinal virtues，也译四枢德），这个术语最早由圣安布罗斯提出，而这四种德性何时开始以及何以成为一组概念联合出现已经无从考证和追索，但使之广为人知的却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三、德性即知识：德性的排序与统一当德性（?ρετ?和virtus）概念溢出某种单一特质与品性而成为一种涵括性的、对多种具体德性的统称之后，必然会形成一份德目表，以包含不同领域、各个方面道德上可欲的卓越与优秀。因此，它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道德中性的概念。

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的勇敢是关于什么可畏以及哪些类型的东西可畏之信念的坚守，这一信念由法律通过教育给人培植。我们不应该认为，亚里士多德由此否定了其他情况下的勇敢，而只是说，这是勇敢的范例，是讨论勇敢问题的标杆。然而，它很快就溢出这一含义，沿着抽象化、普遍化的方向演进。其次，在古代战争社会中，战士的勇武无疑是最受重视的个人特质，它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也是个人借以获取荣誉的基础，所以《荷马史诗》中的?ρε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特指英雄的勇猛。

在正义与智慧的关系上，他甚至主张用正义去规范和修正智慧。／有了他，城邦能享受一份喜悦和欢乐，／如果他在皮萨河畔的运动会上获胜，夺得冠军。

当然，virtus自始至终都未脱离体质和军事方面的勇敢这一基础性、原初性含义，勇武精神在罗马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中也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勇敢不仅适用于战争，也适用于内政和日常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虽然在列举政治的德性民众的德性时大多仅提到节制和正义，但就一般意义而言，它们显然也应该包括勇敢。比如，虽然虔敬并不在四主德之列，也没有出现在亚里士多德所列出的11种具体（道德）德性之中，但我们肯定不会认为，虔敬在他们看来是不重要的。然而，我们并不能由此忽略古典德性传统内部的多样性及其紧张，这既是人类道德与政治生活本身复杂性的体现，也构成了古典德性观念演进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以及古今德性观念变迁的起点。这不仅不是什么德性，而且更应该是违背整个人性的疯狂。因此，斯多葛派给勇敢（fortitudo）作了一个正确的界定，称勇敢乃是维护正义的德性。同样，共和主义德性观肯定也不会否定智慧的价值，但就像西塞罗在阐述沉思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系时所强调的，如果需要从两条通向智慧的道路中任择一条，那么尽管在高尚的研究和科学活动中度过那种平静的生活令一些人觉得更幸福，但过公民生活仍然更值得称赞，更加光荣。

然而，它们随即又以类似的方式溢出这一义项，开始成为更具涵括性和抽象性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关于政治的德性与哲学的德性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都还只限于围绕德性本身的层次、德性的主体及其获得方式展开。

就古代希腊和罗马而言，德性显得尤为重要。显然它并不仅限于共和国与民主政体，尽管孟德斯鸠把这种德性视为共和政体尤其是民主政体的原则。

再次，驯化勇敢的方式还包括通过对勇敢本身进行哲学改造——从理论上对勇敢做出重新界定和细致区分——来约束和限制纯粹的、身体性的勇敢。当然，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荷马史诗》中就没有其他用来表达勇敢的词汇（例如，?νδρ?τη?和?νορ?η），也不意味着?ρετ?此后就不再表达勇敢的含义。

色诺芬尼感叹说：在各种竞赛中获得冠军的人，在人们的眼中成了英雄，享有城邦赠配他的一切。就像他自己所指出的，虽然德性是紧密联合的，每一种都参与其他各种，谁也不能与谁分离，但另一方面，每一种德性也各有自己特有的功能。二、驯化勇敢：古典德性观念的形成在战争社会背景下，勇力、勇敢在古代世界始终受到重视和鼓励。随着virtus概念的演化，拉丁语中开始出现专门用来表达纯粹体质上和军事上的勇敢的单词fortitudo（以下译为勇敢）。

并且，在价值评判标准方面，罗马人的德性始终服务和服从于罗马共同体的利益。在这些善中，属人的向属神的看齐，而所有属神的善则向领头的理智看齐。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virtus最原初、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体质的和军事上的勇力、勇敢和勇猛。这种德性观的标准和要求较为明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容易把握，因此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存在形态更为普遍。

将各种复杂的甚至可能无法穷尽的德目表压缩为四主德的一大优点或许就在于，它使得德性的排序成为可能。但是，从智者、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再到西塞罗，思想家们基于各自的政治语境和理论目的对勇敢这一具体的德性提出了约束与限制，有学者将这一趋势和过程称作驯化勇敢。

这一点预示了?ρετ?概念的巨大弹性，它将获得更宽广的含义，并以此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所以不论是城邦国家还是君主国家，都把荣誉授予在战场上敢于面对死亡的人们。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即使在战争中，勇力与计谋、作战与演说术也会构成某种对照和对比。考虑到罗马共和国末期复杂的政治背景，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

同时在观念形态上，罗马思想家对希腊哲人多有继承与借鉴，并形成了颇为相似的理论表达，它们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古典德性观念。不过，在?ρετ?始终保留勇敢这一义项的同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语中还出现了专门用来表达勇敢的单词?νδρε?α/andreia。

相比之下，柏拉图更倾向于扩大勇敢的内涵：他在《法义》中提到，勇敢不仅仅是与恐惧、痛苦做斗争，而且还要与欲望、快乐以及阿谀奉承做斗争，跛脚的勇敢只能抵挡痛苦，却不能抵挡诱惑。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由此可以推导出在古典德性观念内部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德性观，即理智主义德性观与共和主义德性观，并且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对立和冲突。

他认为，就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而言，各种伦理德性通过明智实现真正统一。但正如你所知，这是所有德性的一项共同特征，它们是相互联系的。